圣杜甫眼中的“大邑烧瓷”

圣杜甫眼中的“大邑烧瓷”

作者：张天琚    文章来源：原载《中国文物报》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白釉瓷的国家。    白瓷始烧于北朝的北齐，成熟于隋代，普及于隋代，至唐代已十分兴盛发达，其中以邢窑白瓷为代表，与南方地区越窑青瓷并驾齐驱，世称“南青北白”。        笔者在成都市区拾到一块白色陶片，系灰胎，外施白色化妆土，据此推断，可能早在汉代，蜀地就能烧制白色陶器。笔者在青羊宫窑址附近收集的一只隋代的大饼足米黄色敞口碗，表明：隋朝时，邛窑已能烧制白瓷。到了唐代，邛窑烧制出成熟的高档白瓷，就绝非偶然了。        成书于清嘉庆二十年的《景德镇陶录》（卷七）在“蜀窑”一节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唐时四川邛州之大邑所烧（白瓷），体薄而坚致，色白声清，为当时珍重。《杜少陵集韦处乞大邑瓷盏》诗云：‘大邑烧瓷轻且坚，叩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首句美其质，次句美其声，三句美其色。蜀窑之佳已可想见”。    笔者以为，杜甫诗中所说的“大邑烧瓷”就是邛窑烧制的精美白瓷。论胎质“轻且坚”，说釉色“胜霜雪”，叩其声“如哀玉”，难道还不精美吗？否则，杜工部先生是绝不会去韦少府处“乞”“大邑烧瓷”的。“乞”到手后，还吟诗赞之、颂之，感慨如此精美的“大邑烧瓷”竟然“急送茅斋”，真是怪“可怜”的。        据笔者考证，杜甫是唐乾元二年（759年）岁末到达成都的，最初住在西郊浣花溪的草堂寺里。以后两年，不断地营造和扩建居所——成都草堂，其间他向韦班“觅松树子栽”，又“乞大邑瓷碗”。事成之后，写诗两首：一首是《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一首是《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韦班何许人也？乃“少府”是也。“少府”是官名。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隋、唐时期的“少府监”，即管理百工技巧政务的官员；一个是指县尉的别称。在唐代，一县之长的县令叫明府，县尉亚于县令，故称少府。在唐代，县尉的职责是：“亲理庶务，分割众曹，割断追征，收率课调”，即相当于现代主管经济的副县长。无论“韦少府班”是“少府监”也好，是“县尉”也罢，均可说明一个事实：“大邑瓷碗”应是官营陶瓷手工业的产物，是数量不多的精品，一般都为达官显贵所享有。         精美的“大邑烧瓷”是邛窑烧制的，有何证据？编写于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笺注完成于嘉泰四年（120 4年）的《麻沙本杜工部草堂诗笺》中收录了《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一诗。在这首诗的标题下，《诗笺》的编写或收录者南宋建安人蔡梦弼特地加注“大邑在临邛”。“大邑在临邛”是符合唐宋时期地理沿革的史实的。              在唐代，大邑属邛州管辖，在宋代，大邑属邛州临邛郡管辖。长期注重“邛窑”、“邛瓷”研究的四川大学博物馆研究员陈德富先生根据上述史料分析、说明并做出结论说：“至此我们应该肯定，杜甫所称‘大邑烧瓷’（或‘大邑白瓷’）为唐邛窑所产。这是唐宋以来文人学者多数人的共识。”晚清人士黄鹬所作《瓷史》中说，杜甫“又有‘瓷罂无籍玉为缸’之句，当亦指大邑器。大邑为蜀之邛州”。这与《景德镇陶录》中的说法是一脉相传的。        据《邛州志》（嘉庆二十三年刻本）卷37所载：“少陵至州东阁观梅时，过大邑，晤邑令，访瓷窑”，这就是说，杜甫是亲自去过邛窑窑场的。唐广德二年，杜甫所作《寄邛州崔錄事》一诗，表明杜甫与“邛州”的“崔錄事”关系是多么密切。         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参与调查发掘邛窑的人士，都肯定邛窑产品中有白釉瓷器。邛窑白釉瓷的胎色基本上分两类：一类为深浅有别的紫红色；一类为深浅有别的灰白色。白釉色可分三种：白中带青、白中带黄和纯白色。大多数胎釉之间有一层明显的白色化妆土，但也有少数精美白瓷，胎釉之间没有化妆土。一般来说，胎色是较深的紫红色的白瓷，其釉色呈白中带黄即米黄色；胎色是较浅的灰白色的白瓷，其釉色呈纯白色；胎色介于紫红与灰白之间的白瓷，其釉色则呈白中微显青黄色。由此看来，邛窑烧制的白瓷是有粗细之分的。同时代的北方邢窑白瓷也有粗细之分，陆羽在《茶经》中赞美的“类银似雪”的白瓷，显然是指邢窑白瓷中的精品。同样的道理，杜诗中描绘为“胜霜雪”的“大邑烧瓷”是指那种胎呈浅灰白色、釉呈纯白色的精致、高档的白瓷。         在古代，大凡精致、名贵的陶瓷器对原材料、制作技术、工艺流程等要求都很高，成品率低，产量不大，价格高昂，且为官府所垄断，并非一般人所能拥有。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亲戚朋友、同僚同事中，身居高位者众，本人在朝廷曾任左拾遗，还为皇妃作过碑文，名声显赫，在蓉期间，与各级地方高官也颇有交往，想得一件“大邑烧瓷”也得到韦少府处去“乞”，“乞”到手后竟发出“急送茅斋也可怜”的感慨来。由此足见，“大邑烧瓷”在唐代就已是珍稀之物。         需要指出的是，杜甫生于公元七一二年、卒于公元七七0年，正值唐代中期。杜甫是河南巩县人，生在巩县。青少年时期曾先后漫游今山西、江苏、浙江、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在唐朝的首都洛阳和长安都呆过较长时间。二十三岁时还回过巩县。据《中国陶瓷史》所载，河南巩县窑从唐初即开始生产白瓷；《新唐书。地理志》中有河南盛产白瓷向长安贡献白瓷的记载；此外，河北曲阳涧磁村、山西平定柏井村窑、浑源窑也有白瓷生产。至于赫赫有名的邢窑白瓷，到中、晚唐时白瓷中的精品已达到“体轻釉润”的水平。杜甫在上述地区生活过，生产白瓷的河南巩县还是杜甫的家乡，对上述地区白瓷的生产情况和白瓷器的质量如何，绝不可能一无所知。在此背景下，却对邛窑白瓷以高度的评价，这决非空穴来风。         此外，还有一个史证：元代诗人吴莱作的《大食瓶》诗中，就有“定州让巧薄，邛邑斗轻坚”的句子，诗人以定窑、邛窑并称，可见当时邛窑与定窑同样享有盛誉。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供职于华西大学古博物馆的美国专家葛维汉先生，曾对邛窑进行过考古调查。他在《邛崃陶器》一文的“附注”中说：“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有带着年款的公元二至三世纪和一些属于汉至唐代的瓷器标本。有一个陈列柜，全部是唐代（公元618——917年）的白瓷。在孟塞斯先生的私人藏品中，有两个类似唐代的白瓷碗。其中一个用手指敲起来‘其声如铃’。如果允许用诗人的破格辞句来描写的话，则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和孟塞斯的两个唐代白碗，就是‘其白如霜雪’了。”“杜甫所描写的瓷器也确实是制作在这一段时间的”。        所有这些史实都足以说明唐代的邛窑白瓷，不仅享誉邛州、“锦城传”，而且，享誉神州、天下传。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古陶瓷专家李家治先生认为，隋唐时期北方白釉瓷的突破，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史上的第四个里程碑。白瓷烧制成功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继青瓷、黑瓷以后的一种重要产品，而且它为以后青花、五彩、粉彩等精细瓷器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对我国瓷业的百花齐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邛窑白釉瓷的大量出现和有史为证的精美程度表明：邛窑为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史的第四个里程碑是有奠基之功的。    我们期待着邛窑发掘的新成果和有纪年的“邛窑”精美白瓷器的新发现。事实上，按“轻且坚”、“胜霜雪”、“如哀玉”的标准来看，我们可以说：邛窑遗址中已经出土过不少这样的白瓷器及其残片。对此，我们成都市的收藏家经常聚在一起，将各自在成都地区收集的唐、宋白瓷片，应用比较和类比的科学方法，首先将邢窑系、定窑系生产的北方白瓷区别开来，然后，将成都地区已发现和确知的唐、宋瓷窑（如琉璃厂窑、彭州磁峰窑、都江堰金凤窑等）生产的白瓷排除，剩下的“神秘白瓷”虽然造型各异，但“轻且坚”、“胜霜雪”、“如哀玉”的共性却一目了然。        综合研究的结论是：“大邑烧瓷” 目前只见碗、盘，其瓷胎之白几乎与现代白瓷瓷胎无甚区别，瓷质细腻、坚致，火候高，硬度强，比重轻；将瓷片彼此敲击，其声清脆悦耳；釉汁纯洁，不见杂质，釉色纯白尤如堆脂，色泽温润而光洁，光照之下，隐约可见淡淡的肉红色；用三十倍放大镜观察，釉内不见气泡；胎釉结合紧密；施釉不到底，底足无釉，有饼形足、环形足、玉壁底足等典型唐代器足；器型规整，修胎旋痕特宽，有跳刀痕，在釉下隐约显现；此前，笔者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照片的那只白瓷大斗碗，口沿外折，腹壁曲线流畅、自然，有挺拔、秀丽之感。        如此精美的白瓷，引得“诗圣”乞求，并写诗大加赞颂，就并不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