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汉俑与三星堆器物坑青铜人像

成汉俑与三星堆器物坑青铜人像               
                                                                        《文物、文献与文化——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一辑）》（王煜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为2015年5月于四川大学召开的“历史考古青年论坛（第一届）”学术会议的成果之一，收录了历史时期考古领域中21名青年学者的论文，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本公众号特用专辑的形式将其中的文章逐一推送，以飨学界。如需进一步了解和引用，请核对原书。成汉俑与三星堆器物坑青铜人像
索德浩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成汉俑的发现与研究
                        
                                                                                    成汉俑出土于成汉时期的墓葬中，造型独特，流行时间短，以成都出土最多，德阳、西昌等地也有发现。目前能确认为成汉俑的有以下几件：
1975年，四川成都东郊万年场出土一件吹笛俑，泥质灰陶，高47.1、底宽22.2厘米。头戴平巾帻，方脸，下巴略弧，长颈。弓形眉长粗且凸出，双眼外鼓呈橄榄形状，眼睑较宽且凸起。鼻梁隆起，大嘴，嘴唇之上有一对八字胡。两只招风大耳，耳垂上各有一小孔。上身成圆筒状，手臂细长，向上抬起握笛于嘴前。余部未作细部刻画，看不出服饰等其他内容。（图一，1）现藏成都博物馆。

图一 成汉俑
1. 吹箫俑（成都万年场出土） 2～5. 镇墓俑（成都广福村M48、成都田家寺M26、西昌西郊乡、什邡虎头山M4出土）
1985年，成都桓侯巷发现一座成汉墓。该墓封土保存较好，直径约45、残存高度10.41米。封土下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长12.75、宽2.65、高2.6米。墓前有镇墓俑[1]，墓内有砖筑棺台，棺台上放置两具木棺。墓葬虽然多次被盗，仍出土丰富的随葬品，有近百件陶俑及动物模型，陶俑种类有文吏、击鼓、吹箫、侍俑等[2]。“陶俑的体型、服饰、姿态各有特色，若干别具一格的发式”，墓葬纪年砖年号有“太康”、“玉衡”、“玉恒”、“汉兴”等，加之随葬品中未发现晚于成汉器物，发掘者将墓葬时代下限定在成汉李寿时期[3]。由于正式报告还未发表，陶俑的“特色”不详，但从发表的一件陶俑照片来看，造型确实奇特，戴平巾帻、方脸、圆下巴，眉弓及双目凸出，呈橄榄形状，眼睑较宽且外凸。高鼻，大扁嘴，两耳较大，颈部较长，身体呈筒装，宽肩双手对握于前，衣饰不详。
2011年，笔者在四川省双流县华阳镇广福村清理了一座成汉崖墓（M48）， 未被盗扰。小型单室墓，由墓道、墓门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全长6.36米。器物置于近墓门处，有陶钵、镇墓俑以及铁刀等。镇墓俑立于墓门前，泥质灰陶，平头，头上两侧有对称鹿角，前部正中立一鸟。方脸，下巴略弧，粗眉弓高高凸起，双眼呈橄榄形状外鼓，眼睑较宽。蒜头鼻。耳朵不大，有较深耳洞。扁嘴略吐舌。颈部较长，肩部以下制作简略，身体成筒状，用泥条捏制成手，双手置于腹前，握一把环首刀。高36.4、肩宽12、身厚13.8厘米[4]（图一，2）。
2012年，笔者在广福村崖墓南约500米的田家寺墓地又发掘到一座成汉崖墓（M26），未被盗扰。小型单室墓，由墓道、墓门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器物多堆放于墓门口，少部分放于墓室后壁，器形有陶俑、罐、钵、灯及铜鐎斗、盆、镜等，该墓中陶俑较小，形象简化。唯镇墓俑制作精致。泥质灰黄陶，头上有对称鹿角，角根部装饰一圆形物，左侧下又冒出一小角。脸形方中带圆，粗眉弓，双眼呈橄榄形状外鼓，眼睑较粗，高鼻，扁嘴，大方耳。吐舌。颈部长粗，以下制作简化，身体呈筒状，两手对握于腹前（右手残），手中执一物。高35、宽16、厚12厘米[5]。（图一，3）
1989年，凉山州博物馆在四川省西昌市西郊乡大石板附近清理了两座成汉时期券顶砖室墓，平面呈凸字形。靠西的一座墓道中出土一件镇墓俑[6]，泥质灰陶，立姿，额上有角，脸形较方，下巴略圆，眉弓凸起，双目圆睁外凸，拱鼻，大扁嘴，嘴角两侧上方各有一绺长胡外撇，宽耳，耳垂下各有一佩环的小孔。长颈。身作筒形，中空。背胸上另有一长方形孔。双手握一环首刀于胸前。高41.8、底座宽15.3厘米[7]。（图一，4）
2003～2004年，四川省什邡市虎头山出土一批成汉墓（M1～M5），其中M4、M5的墓门处各出土1件镇墓俑，M4的镇墓俑造型较清晰，立姿，方形脸，头部有犄角六只，弓形眉，凸目呈橄榄形，高鼻梁，大耳，大扁嘴，长舌下垂，粗颈略长。胳膊细长，左手执蛇，右手握环柄刀。嘴部残留朱彩。高33.6厘米。M5出土的镇墓俑形象过为简略，仅可看出凸目特征。发掘者根据M5出土的汉兴钱，将这两座墓时代定在成汉时期[8]。（图一，5）
以上几件成汉俑有吹箫、侍从、镇墓等几类形象，性质虽然不同，但具备共同特征：脸形较方，下巴略弧，眼睛凸出，眉弓较粗且凸出，宽扁嘴，颈部较长，身体制作简略、呈筒状，双手习惯对握于腹前，除广福村成汉俑外，耳朵均较大。其中镇墓俑的形象继承了东汉、蜀汉镇墓俑的一些特征，如头上有角，手中持刀，吐舌等，但面部形象明显改变，且身体以下制作简略。
成汉俑资料发表很少，研究成果不多，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1.时代。成都桓侯巷成汉墓葬出土有纪年砖，虎头山崖墓M5出土了汉兴钱，为墓葬时代的判定提供了直接依据，争议不大。
2、桓侯巷成汉墓主身份，争议颇多。桓侯巷墓主最初有李雄说[9]。发掘者谨慎的认为墓主身份、等级很高[10]。林集友根据“玉衡二十四年亲诏书立”砖断墓主为李班[11]。吴怡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该墓主为賨人上层贵族[12]。
3、成汉俑族属。多认为成汉俑为賨人，独刘弘观点不同，刘认为所有史料均未说明賨人体质异于其他民族，除了三星堆器物坑中的青铜人像外再也找不到与之相似的形象。他从宗教信仰上来讨论，认为汉晋时期蜀地还完全笼罩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天师道吸收了古蜀巫觋文化，而成汉政权深受天师道影响，因此二者形象才会相似[13]。论证角度新颖，但刘先生需面对两个问题：既然古蜀的巫觋文化一直从三星堆文化延续到成汉，那么为何仅有三星堆文化和成汉政权才有这种造型的人像呢？春秋、战国、秦汉都没有见到呢？东汉蜀地发现巨量的陶俑，但皆无此类形象，作者无法解决二者一千多年间物质遗存和文化上的缺环；刘先生论证的基础是这类成汉俑反映了賨人的宗教信仰，镇墓俑确实与巫觋有关，但这类俑还有吹笛、侍从等形象，与精神信仰关系不大，为何也与三星堆器物坑人像相似呢？
二、三星堆器物坑青铜人像
成汉俑外形虽然特异，但并不让人陌生，二十世纪80年代的发现三星堆器物坑中就有类似外形的青铜人像。三星堆1号器物坑埋藏时代在殷墟一期和二期之间，2号坑在殷墟二期和三、四之间。坑内青铜人像69件，青铜面具（面像）22件，金面罩3件[14]。金面罩为青铜人像面部脱落之物，面像、面具均为人面局部，且过于夸张，与真人特征相距较远，所以这三类不予分析。
青铜人像造型复杂，衣饰、发式、姿态各有特色，笔者根据面部特征将其分成三型：
A型 方形脸，轮廓较为圆滑，“造型较写实”。报告中1号坑的A型人头像均为此类。（图二，1）
B型 长方形脸，轮廓硬朗。又可分成两亚型：
Ba型 脸形略方。1号坑B、C型人头像，2号坑A、B、C型人头像大部，2号坑A、B型金面罩人头像，另有K2②:149（150）、K2③：264、2、K2③：05、K2③：7、K2③：04等。（图二，2、3）
Bb型 脸形近亚腰梯形，面颊部分内凹，此型人像往往辫发盘于头上（K2③：48、K2③：83）。（图二，4）
C型 扁方脸（K1：293）。（图二，5）
三型青铜像共同特点：方形脸，眼睛外凸，眉弓粗且凸起，阔嘴（C型例外），蒜头鼻，大耳，颈部较长，特别是几件立人像颈部最长，双手多放于腹前（仅有C型人像置于腿上，少数人像双手前伸）。

图二 三星堆器物坑铜人像
1. A型（K1:2） 2、3. Ba型（K1：5，K2②：15） 4. Bb型（K2③：83） 5. C型（K1：293）
三、成汉俑与三星堆青铜人像比较
通过上文比较分析，发现成汉俑与三星堆青铜人像具有以下共同的特征：
1.长方形脸。三星堆青铜人像面部虽然长、宽有差别，但总体都呈长方形；成汉陶俑面部呈长方形，表情刚毅，一改东汉以来四川陶俑面部圆润的特点。
2. 眼睛外凸，为成汉俑和三星堆青铜人像所特有，中国其他地域极少发现类似人像。
3. 大耳。
4. 扁阔嘴
5. 粗眉弓。
6. 双手习惯置于腹前。
7. 由面貌和形体反映出来的体质特征相近，人种一致，种族主体为蒙古利亚人种北支。李绍明先生认为三星堆青铜人像具有蒙古利亚种族特征，特别是B、C型[15]人像为蒙古利亚种族北支，并占据主导地位。“据国内学术界的普遍意见，现今藏缅语族的先民为古氐羌系的民族，在体质上具有蒙古利亚种族北支的特征。”[1]蓝勇根据成汉俑面部特征认为其更具有蒙古利亚西北亚型特征，“成汉的建立者李氏虽然是賨人，但其士卒多为西北陕甘地区的氏人，其体质特征自然是以西北氏人为代表了。”[17]
如此高的相似度绝非历史偶然性可以解释，二者应该存在着密切联系。李绍明和蓝勇对二者种族的分析结果表明，成汉俑和三星堆青铜人像的族属很有可能同源。下面利用考古、文献、民族学等材料对其族属进行分析。
四、成汉俑族属
以往多认为造型独特的成汉俑为賨人，主要依据《华阳国志·李特志》的记载：“李特……略阳临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民，种党劲勇，俗好鬼巫。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汉中。魏武定汉中，曾祖父虎与杜〔濩〕、朴胡、〔袁〕约、杨车、李黑等移于略阳北土，复号曰巴氐。”[18]但此材料并不足以支撑论点。
首先，李氏只是因为作战勇敢而成为少数民族首领，其统治基础还是以氐、羌为主的少数民族。张鲁于初平二年（191年）在汉中建立政权，李特祖大致此时从巴西宕渠迁入。后建安二十年（215年）魏武定汉中，李特曾祖父李虎移于略阳北土。元康八年（298年），“略阳、天水六郡民李特，及弟庠……诏书不听入蜀”[19]。至此李氏家族在略阳已经居住了83年，历经三世。略阳一直是氐人传统居住区，据《宋书·氐胡传》云“清水氐杨氏，秦汉以来世居陇右”[20]。近来在略阳等地区的考古调查中也发现大量氐、羌物质文化遗存可为辅证[21]。既然略阳是氐人的传统居住区，而李氏在此居住八十余年，不可能全无氐人影响，甚至有可能已严重氐化，后来复号“巴氐”恰恰反映了賨人李氏已经逐渐融入氐人社会中。賨人在流民中属于少数派，《晋书·载记》云“魏武帝克汉中，特祖将五百家妇归之”[22]，即使五百家妇都是賨人，相对于“数万家”也是少数。而少数派賨人李氏之所以能成为流民首领，一是因为李氏家族有部曲；二是賨人“天性劲勇”，为羌人所敬服。《华阳国志·巴志》载：“板楯七姓，以射虎为业， 立功先汉……其人勇敢能战。昔羌数入汉中，郡县破坏，不绝若线。后得板楯，来虏弥尽。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23]故能统领氐羌。也就是说，賨人属于少数派，且染氐羌风俗，以氐羌为统治基础的成汉国葬俗未必会依賨人之风。
其次，賨人分布区域范围内未见此种造型陶俑。賨人即巴人一支。《华阳国志·巴志》：“汉兴，亦从高祖定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 [24]汉代，賨人居于古渝水流域，“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25]，李特之祖是宕渠人，宕渠属渝水流域。为配合三峡水库建设，库区内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但各个时代都未发现此类形象，特别是东汉墓葬中出土大量陶俑，亦无此类。如果成汉俑确为賨人遗存，不可能无丝毫线索。
再次，诚如刘弘先生所言，所有史料均未说明賨人体质异于其他民族。
综上理由，笔者以为成汉俑非賨人形象，而有可能是以氐人为主的氐、羌等少数民族形象。
首先，成汉俑族属可排除蜀地土著。蜀地土著长期居住于此，而在成汉之前的东汉、蜀汉，该区域内并未发现这类遗存。且流民入川后造成大量巴蜀民众外逃。流民军攻占的地方90%的居民都逃亡了，特别是三蜀之地，几乎逃亡殆尽[26]。“李氏据蜀；兵连战结，三州倾坠，生民歼尽，府庭化为狐狸之窟，城郭蔚为熊罴之宿，宅游雉鹿，田栖虎豹，平原鲜麦黍之苗，千里蔑鸡狗之响，丘城芜邑” [27]，直至李寿时，“郊甸未实，都邑空虚”[28]。既然蜀民大部分都流亡了，那就不可能在此处留下如此怪异的成汉俑。成汉时期占据蜀地的是六郡流民，而成汉俑恰恰在此时出现，只能说明成汉俑为六郡流民的遗存。
其次，六郡流民当以氐、羌为主。“略阳、天水六郡民李特，及弟庠，阎式、赵肃、何巨、李远等及氐叟、青叟数万家，以郡土连年军荒，就谷入汉川，诏书不听入蜀。”[29]六郡是指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等，而这六郡为氐、羌的传统聚居地。据蒙默先生研究，叟有时是少数民族的泛称，有时专称，是指包括青羌、旄牛夷、徙人、青衣羌、西蕃、胡羌、氏、賨等古代民族[30]。此处应该是泛称，氐叟、青叟即氐族、青羌。故六郡流民应以氐、羌为主。由于氐人众多，时人也称来自秦雍二州的流民为“秦氐”。功曹陈恂谏曰：“不如安住少城，檄诸县合村保，以备秦氐。” [31]很多氐族大姓也是流民军的重要力量，如氐叟元丰、钱、刘、李、梁、窦、符、隗、董、费等。所有这些表明，李氏的军事力量和统治基础为氐羌。那么成汉俑的族属范围便可缩小至氐、羌了。
再次，从考古发现来看，成汉统治区域内在的葬俗有较强的一致性。发现的成汉墓数量不多，但分布在成都、德阳、西昌等较大的区域范围内。成汉各阶层都有葬此类形象陶俑的习俗，无论是上层贵族墓，还是普通百姓墓中都有发现。能在成汉国如此广大区域内和这类墓葬相对应的民族也只有氐羌了。
既然成汉时期蜀地为六郡流民所据，而流民又以氐羌之族为主，其统治者李氏家族也受氐羌影响颇深，故成汉时期墓葬应主要为氐羌二族所遗留或受到氐羌葬俗影响。
五、氐、羌渊源以及分布
羌族历史悠久。据甲骨文和古文献可知，至迟商代该族已经出现，此时羌族据有今甘肃省大部和陕西省西部，向东则已达到今山西南部及河南西北一带[32]。马长寿则进一步提出古羌的分布中心在青海东部的河曲及其以西以北等地[33]。关于羌族的分布区域有较多争论，但大多认为殷商以来其核心区域在甘青一带。
氐族在文献上出现时间较晚，至迟战国年间已为中原人知晓[34]。关于氐族起源的争论较多，有来源于三苗[35]、羌族[36]、河南或河北[37]、陇南[38]等说法，出现这些争论主要是由于对文献理解的差异，但所有观点都承认氐族曾长期活动于陇南地区，故笔者赞同氐族中心分布区在陇南地区，只是此处地理环境特殊，不断有民族徙出、迁入，其他民族不断融合至氐族、氐族也不断融合到其他民族，其民族源流和成分就分外复杂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最早记载了氏族的分布区域：“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39]马长寿据此指出：“自此以东北，包括西汉水、白龙江流域及涪水之上游，都是古氏原始分布所在。”[40]《魏略·西戎传》所载与《史记》相合：“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其种非一，称盘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虫之类。”[41]《北史·氐传》亦云：“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三代之际，盖自有君长，而世一朝见，故《诗》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也。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汧、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或谓之白氐、或谓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国封拜。”[42]氐族的名称亦和陇南地区地形有很大关系[43]。
一个民族的形成需要具备很多条件，也许羌、氐二族形成很晚，但其族源应该与分布这些地区的部族有密切关系。以上材料表明，自商周以来氐、羌的中心分布区就在今日的甘青地区，二者关系密切，相互影响、融合。六郡流民正是来源于此地区。
六、三星堆文化来源初步分析
氐羌及其先民居住的地方，恰恰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来源地。
先以考古资料说明。三星堆文化虽然受到长江中下游、中原等地的影响，但其文化主体来源于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与宝墩文化有很多一致性，如房屋建筑相似；生产工具多偏重于手工工具，石器工具以梯形的斧、锛、条形和圭形凿等为基本组合；陶器的造型上，多平底器和圈足器，其中的平底器多为小平底，宝墩文化四期出现的矮领圆肩罐是三星堆文化很有代表性的小平底罐的前身；三星堆文化中的深腹罐和小圈钮器盖在宝墩文化四期（鱼凫村遗址）中就已经出现；三星堆文化中的镂孔圈足豆与宝墩文化中的镂孔圈足器也应有一定的关系[44]。
目前成都平原并未发现早于宝墩文化的遗存，于是很多研究者将目光转向了盆地周边，特别是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45]。近来什邡桂圆桥遗址的发掘为宝墩文化来源于岷江上游提供了进一步的衔接证据。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文化面貌，桂圆桥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可分为两组，第一组文化面貌与宝墩文化相差较大，绝对年代在距今5000年左右,其陶器特征与甘肃大地湾四期、武都达大李家坪、茂县营盘山、汶川姜维城等有密切联系。 第二组文化面貌与宝墩文化中段极为相似，绝对年代距今4600年左右[46]。这两组遗存有明确的层位关系相对应，这样就基本可以锁定宝墩文化源于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文化。
而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源头在甘青地区。研究者对两地的陶器进行了分析，证明岷江上游彩陶来源于甘青地区[47]；赵志军和陈剑对营盘山植物种子进行了分析，认为营盘山遗址的北方旱作农业生产特点应该是源自甘青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区域[48]。江章华认为横断山区自6000年以来，至齐家文化、青铜时代都受到中国西北地区文化的强烈影响，并将这种影响归因于“古代人群迁徙频繁”[49]。近来陈苇对甘青地区和西南山地仰韶时代中期至战国晚期诸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性质、分期和年代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将文化传播分成五个阶段[50]。从其分析来看，甘青地区一直是强势文化，影响着岷江上游等西南山地区域。
石硕也对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了分析，认为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文化系统主要源自于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再结合复旦大学的遗传学研究，认为新石器时代藏彝走廊的人群与甘青地区存在渊源关系[51]。
从以上分析可得出，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来源有一个很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三星堆文化←宝墩文化←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完全可以认为甘青地区文化是三星堆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一期文化是已本土化的西北人群……通过四五百年的发展，最后成为成都平原上具有主导力量的大族群。”[52]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甘青地区、岷江上游的文化对成都平原的影响是持续不断的，只是不同时期作用力大小有所不同。这种影响非单纯的文化传播可以做到，很显然是伴随着大规模的族群迁徙，因此或可以说成都平原从宝墩文化至三星堆文化源源不断有族群自甘青、岷江上游地区迁来。
从民族学材料来看，三星堆器物坑与岷江上游、甘青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有关系。赵洋认为三星堆器物坑的神树与羌族释比的神树在不少方面很相似[53]；钱玉趾认为三星堆文化居民与彝族先民存在着关系[54]；巴且日火认为三星堆器物坑人像的“纵目”与彝文典籍记载的直目、独眼有关系，青铜树、人体形象等与彝族有关系[55]。彝族的祖先——古氐羌族似乎也有崇拜凸目的传统，至今甘肃陇南地区西和县还盛传的“立眼人”故事。立眼人的眼睛和常人不一样，除了横列的两个眼睛外，在前额中间还有一个纵立的眼睛[56]。牟托一号墓出土的铜鸟形饰（M1：21）更是表明了三星堆文化和岷江上游的密切联系[57]，此鸟形饰和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神树上的铜鸟非常相似（图三），而此类鸟形饰铜器似更流行于藏彝走廊的青铜时代。石硕先生以藏彝走廊的民族在语言上存在亲缘关系，且这些民族又有有共同的猴祖传说和猴图腾崇拜为依据，而得出藏彝走廊的藏缅语族存在一个共同的“祖源”，这些民族的“送魂”习俗反映了共同迁徙记忆，其记忆均指向北方，说明藏彝走廊在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其主流趋势是自北向南[58]。正是因为三星堆文化的主体族群来自于岷江上游、甘青地区，与今天藏彝走廊上的彝、羌等民族有着共同的族源，所以才会有很多的相似性。

图三 青铜鸟
1. 牟托M1：21 2. 三星堆K2③：239-1
古文献的记载也表达了古蜀文化与川西北文化的密切联系。童恩正先生甚至认为古蜀就是氐族的后代[59]。《蜀王本纪》载：“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年，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礼之于湔。时蜀民稀少。”[60]《华阳国志·蜀志》亦载：“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于湔〕。”[61]童恩正先生认为蚕丛活动区域主要在川西北，这些地方有很多蚕丛的传说和遗迹。传说性的文献虽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但其记载的石棺遗迹却在川西北、甘青地区有发现；蚕丛的纵目似乎和器物坑青铜像的凸目也有关系，暗示着古蜀人的来源。
据以上分析，完全可以得出三星堆文化主体族群来源岷江上游、甘青地区，其族属与今日川西北藏、彝先民——古氐羌族同源。此结论与李绍明先生对三星堆器物坑青铜人像种族的分析相吻合。
七、甘青、岷江上游族群向成都平原迁徙原因
甘青、岷江上游地区的族群不断南迁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
1.环境原因。甘青与川西北地区相邻，两地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较为接近，区域内河流众多，成为古人迁徙的天然通道。根据童恩正先生的半月形传播带理论，相近的地貌、气候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原因[62]。
成都平原优越的地理环境也是吸引甘青地区族群南下的重要原因。据古环境研究，在距今7000～5000年间，成都平原地势较低而沼泽密布，不适宜古人类居住，古蜀先民们只有居住在地势较高且较干燥的盆周山区（岷江上游地区）。距今5500～5000年间，古蜀地区气候出现冷干事件的重大转变。岷江上游地区旱作农业受此影响，农业经济支柱逐渐衰退。而与此相反，此时的成都平原以前密布的沼泽开始变干，而成为地肥水美、动植物繁盛的理想居所[63]。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在此时出现。自此以后，成都平原成为一直以优越的环境吸引着众多民族的徙入。
古气候的变化也是北方族群迁徙的重要原因。结合张丕远和满志敏的研究可将中国全新世气候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距今8500～7200年，此阶段气候不稳定，由暖变冷；第二阶段，距今7200～6000年，气候稳定暖湿；第三阶段，从距今6000～5000年，这个阶段的气候波动剧烈，是环境较差的时期；第四阶段，距今5000～4000年，较稳定温暖期；第五阶段，距今4000～3000年，气候波动下降期[64]。而甘青地区向川西北、成都平原的文化传播恰恰与这些气候变化有关系。距今6000年左右的降温，甘青地区庙底沟文化传播至岷江、大渡河上游等地区；距今5000年左右降温及干旱，岷江上游族群进入成都平原，出现宝墩文化；距今4000年左右干旱和降温事件，在岷江上游发现齐家文化遗存，也就是陈苇所说的文化传播第三阶段；距今 3000年左右，气候降温，古蜀地区的三星堆文明神秘消失[65]。三星堆文明的突然消失极有可能与岷江上游、甘青地区族群入侵有关，从历史规律来看，每逢降温、干旱等气候剧烈变化时期，北方生存环境便会恶劣起来，游牧民族便会南迁寻找更适宜的生存地。受降温影响甘青地区、岷江上游族群迫于自身生存或者更北方民族的入侵压力进入了成都平原。历史在不断重复着，据竺可桢研究，六朝时期为寒冷期[66]，而此时北方少数民族又大规模入侵中原，六郡流民进入成都平原，天府之国变成“荒裔”之地。所以三星堆文明的出现和消失与气候变化关系密切，这点与成汉政权的出现相似。
2. 史前成都平原文化远远不如甘青地区发达。在宝墩文化之前，成都平原甚至无人生存，先进文化向后进地区传播具有普遍性。甘青地区文化的发达也导致人口增加，资源减少，部分人群不得不寻找新的居住区和资源，这也是甘青地区自6000年以来人群一直向南迁徙“一波一波的，未曾中断”的重要原因。
八、余论
本文以成汉俑和三星堆器物坑人像的相似性为切入点，结合相关材料论证，认为成汉俑和三星堆器物坑族属有着共同的来源地——川西北、甘青地区，此地域乃氐、羌二族的传统居住地。自史前至三星堆文化，岷江上游、甘青地区的文化一直影响着成都平原，这种影响往往伴随着大规模人群的迁徙。目前材料足以说明三星堆文化主体族群来源于川西北、甘青地区的氐羌二族，器物坑中的青铜人像反映了古氐、羌族的形象特征，当然由于崇拜和祭祀原因，相貌具有一定的夸张。战国、秦时，蜀地受楚、秦影响较大；两汉时期，成都平原为天府之国，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故川西北、甘青地区族群无法对成都平原文化造成甚大影响。西晋时期，受气候影响，以氐、羌为主的川西北、甘青地区居民又大规模向成都迁徙，在蜀地建立成汉政权，以氐羌为统治基础的成汉政权吸收了东汉蜀地用陶俑随葬的传统，但陶俑造型依据氐羌二族形象塑造。甘青地区是古氐、羌及其先民传统的生存区域，此区域与游牧民族相接，远离中原文明，千年来保存着很多原始文化面貌，所以自三星堆文化之后之成汉时期再次大规模进入成都平原，便在文化面上呈现出复古面貌，成汉俑与器物坑的造像才会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
以上只是笔者在目前证据下的推测，如果将来在考古中能发现甘青、岷江上游地区氐、羌以及蜀地三星堆文化、成汉的人骨材料，对四者的人骨进行DNA分析、比较，将会得出最直接的结论。
三星堆器物坑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但是对于器物坑的性质、族属、年代等，众说纷纭，甚至有些观点截然相反。施劲松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这两个坑出土的很多材料超出了我们现有的知识范围，在研究中我们也难以直接参考已有的考古或文献材料”，并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只看结论，还要着重去考察引导出这种结论的方法”[67]。本文正是基于此目的而作，不奢望能彻底解决三星堆器物坑的众多问题，只是希望能为三星堆器物坑的研究提示一种思路、方法。历史、考古研究习惯于从早到晚、从前向后推理的思维方式，而本文以成汉俑和三星堆器物坑人像相似性为突破口，尝试利用逆向思维，先从时代较晚的成汉俑入手，利用其丰富的背景材料分析其族属，继而论证三星堆器物坑人像的族属与之同源。而三星堆器物坑青铜人像一旦和成汉俑建立关系，便可以利用成汉俑背后丰富的历史时期文献材料，解决三星堆文化中许多重要问题。
例一，三星堆器物坑性质问题。试想如果青铜造像是本族巫觋形象，怎么会埋葬于器物坑中呢？解释为外族入侵导致的毁坏性埋葬更为合理些。川西北的族群不断徙入，便会与之前进入的族群发生战争。三星堆文明的神秘消失与3000年左右气候降温很有关系，气候变冷导致甘青地区、川西北族群向成都平原入侵，打败了本地族群，“毁其宗庙，迁其重器”[68]。而器物坑内的物品，恰恰是原族群的重器，在祭祀中使用的重要物品。
例二，三星堆文化源流问题。如果三星堆族属为氐、羌，那么下一步可以在川西北、甘青地区做一些针对性的考古发掘和民族调查工作，进一步梳理二者关系。成都平原族群流向很可能与成汉时期蜀地土著南迁、东流一样。西北方向的族群不断进入成都平原，而成都平原的原有族群迫于压力也自然会向东、南迁徙。对于研究三星堆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例三，三星堆与域外文化关系问题。霍巍先生很早就认识到三星堆器物坑与西亚文明有很多相似性[69]。段渝先生认为三星堆器物坑中的青铜雕像、神树、黄金面具和权杖与近东西亚地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70]。氐羌及先民生活在甘青地区，甘青地区与中西亚的交通、文化交流自是比成都平原便利许多。岑仲勉甚至认为氐族来自中亚地区[71]，虽然结论过于激进，但可以肯定的是甘青地区氐、羌之族与中西亚地区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文化交流，交流中很可能伴随着人群迁徙。
最后，本文的论证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成汉俑族属是氐、羌，但在氐、羌的分布区并未发现有成汉俑的形象。笔者查阅了甘青地区的汉墓资料，发现这个地区不流行随葬陶俑，而随葬陶俑之俗在汉代蜀地特别流行，应是流民进入蜀地后新吸收的葬俗，但在陶俑形象上却保持了氐羌自己的民族风格。原因可能在此。
注解
[1] 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355页。
[2] 金勋琪：《旧传桓侯巷的张飞衣冠坟发掘确系成汉晚期墓葬》，《成都晚报》1986年6月25日。
[3] 王毅、罗伟先：《成汉墓考古记》，《成都文物》1986年第2期。
[4] 资料存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整理中。
[5] 资料存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整理中。
[6] 原文称武士俑，此俑出土于墓道，且形象与镇墓俑相近，再结合成都地区此类俑的出土情况，笔者以为定位镇墓俑较妥。
[7] 刘世旭、刘弘：《西昌市西郊乡发现成汉墓》，《四川文物》1991年第6期。
[8] 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什邡市虎头山成汉至东晋时期崖墓群》，《考古》2007年第10期。
[9] 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第355页。
[10] 王毅、罗伟先：《成汉墓考古记》，《成都文物》1986年第2期。
[11] 林集友：《成都外南成汉墓主试探 》，《四川文物》1989年第6期。
[12] 吴怡：《成汉墓小考》，《四川文物》1992年第2期；又见吴怡：《玉衡二十年亲诏书立与成汉墓主人》，《文物考古研究》，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年。
[13] 刘弘：《成汉俑新说》，《四川文物》1995年第4期。
[1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15] 此型式划分依据两个祭祀坑的简报型式划分，与本文型式划分有所不同。见《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5期。
[16] 李绍明：《三星堆文化与种族民族》，《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
[17]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5页。
[18]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九《李特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83页。
[19]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八《大同志》，第445页。
[20]《宋书》卷九十八《氐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03页。
[21] 韩香：《陕南宁强、略阳等地氏、羌遗风历史溯源》，《西北民族论丛》第7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2]《晋书》卷一百二十《李特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22页。
[23]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巴志》，第24页。
[24] 同上，第14页。
[25] 同上，第14页。
[26] 谭红主编：《巴蜀移民史》，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86页。
[27]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十二《序志》，第723页。
[28] 《晋书》卷一百二十一《李寿载记》，第3045页。
[29]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八《大同志》，第445页。
[30] 蒙默：《说“叟”》，《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
[31]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八《大同志》，第446页。
[32]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页。
[33] 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第2页。
[34] 杨铭:《氐族史》，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7页。
[35]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114-136页。
[36] 以任乃强先生为代表：《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年。
[37] 何光岳:《氏羌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杜，2000年，第113页。
[38] 马长寿：《氐与羌》，第10页；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8页；孙功达：《氐族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39] 《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1页。
[40] 马长寿：《氐与羌》，第10页。
[41]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等传》裴松之注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58页。
[42] 《北史》卷九十五《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71页。
[43] 马长寿：《氐与羌》，第15页。
[44] 王毅、江章华、张擎：《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45] 徐学书：《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研究》，《考古》1995年第5期；江章华：《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新发现的几点思考》，《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陈剑：《四川盆地西北缘龙山时代考古新发现述析》，《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2期；黄昊德、赵宾福：《宝墩文化的发现及其来源考察》，《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2期。　
[4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博物馆、什邡市博物馆：《四川什邡桂圆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9期。
[47] 洪玲玉、崔剑锋、王辉、陈剑：《川西马家窑类型彩陶产源分析与探讨》，《南方民族考古》第7辑，2011年；崔剑锋、吴小红、杨颖亮：《四川茂县新石器遗址陶器的成分分析及来源初探》，《文物》2011年第2期。
[48] 赵志军、陈剑：《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南方文物》2011年3期。
[49] 江章华：《横断山区古代文化传播与民族迁徙的考古新证据》，《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增刊。
[50] 陈苇：《甘青地区与西南山地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及互动关系》第八章，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51] 石硕：《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6、167页。
[52] 万娇、雷雨：《桂圆桥遗址与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发展脉络》，《文物》2013年第9期。
[53] 赵洋：《三星堆神树与岷江上游羌族释比神树的比较》，《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　
[54] 钱玉趾:《三星堆文化居民与彝族先民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
[55] 巴且日火：《论三星堆文明与彝族先民的渊源关系》，《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1期。
[56] 杨铭:《氐族史》，第6页。
[57] 茂县羌族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编著：《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58] 石硕：《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第二章。
[59]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62～66页。
[60] （清）严可均辑、任雪芳校：《全汉文》卷五十三《蜀王本纪》，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39页。
[61]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第118页。
[62]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见《南方文明》，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
[63] 付顺：《古蜀区域环境演变与古蜀文化关系研究》摘要，成都理工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64] 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46～51页；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95～99页。
[65] 付顺：《古蜀区域环境演变与古蜀文化关系研究》，第60页。
[66]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67] 施劲松：《三星堆器物坑的再审视》，《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
[68]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5页。
[69] 霍巍：《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四川文物》1989年增刊。
[70] 段渝：《古代巴蜀与南亚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3期；段渝：《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文明的关系》，《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
[71] 岑仲勉：《氐族源流蠡测并论彩陶之可能联系》，《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1、2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