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时期的青铜文化 四川成都青铜器收藏鉴定评估拍卖交易

殷商时期的青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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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是先秦礼制的象征，它以抽象的语言传达着丰富的寓意。在长期的发 展过程中，器形和纹饰被赋予的特殊的美学意义。青铜是红铜与锡的合金。青铜因其熔点低、硬度高而很快取代了红铜器和石器，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推动生产发展，改进文化面貌的划时代作用。
殷商时期的青铜器是我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殷商时代，青铜的冶炼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纯熟的程度。当时已经掌握了青铜合金的特点和性能，不同用途的器物各有不同的合金比例。而青铜器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和提高，是我国历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殷商时期青铜器物制作精巧,造型优美,种类繁多,风格独特,是我国古代金属艺术的珍品,也是研究古代社会的珍贵文物。灿烂的青铜工艺,显示了工艺美术的基本装饰原理和美学法则,多样造型说明了我国器皿造型在当时已经初具规模,在装饰上,工匠们懂得根据器物的变化,运用不同的装饰,体现出高度的艺术匠心,时代与工艺美术的紧密联系性。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在特定的奴隶制统治下,青铜以其造型和纹饰来体现一定的政治、宗教意义的主题,体现出其当时鲜明、独特的风格,这是中国青铜艺术的一大特色,在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史上具有典范意义。

一、殷商时期青铜纹饰特点：
殷商西周时代之所以被称为青铜时代，是因为从青铜器的纹饰造型的变化上，人们可以把握商周文化的特点。青铜器的纹饰极为丰富，在商周时期动物纹饰特别是幻想的动物纹饰——饕餮、夔龙、凤纹等占主要的地位，被看做是青铜器纹饰的代表。
殷商时代，神事观念笼罩一切。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执行宗教职能的巫，到殷商时代，则变成了“通天地”的神秘人物，他们垄断神坛、把持政坛、执掌学坛。就中国文化史而言，这些巫史便成了神本文化的人格化体现。而这种神本文化则在殷商时代青铜器的纹饰造型上凸现出来。
殷商时代青铜器上的纹饰瑰丽而浑厚，有饕餮（tāo tiè）纹、夔（kuí）龙纹、夔凤纹、蝉纹、云雷纹、蟠龙纹等，还有各种表示器物用途的特种纹饰。据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饰看，饕餮龇牙咧嘴，而面目狰狞，让人一看便感到恐怖、神秘，而这正象征着奴隶主阶级高高在上的权威和暴力，同时，又是神的权威的表象化，而夔龙、夔凤等动物也并不存在于世间，用这些神秘的动物做纹饰，再加以坚实、厚重的造型相配合，恰恰反映了殷商时代神本文化的特点。

二、殷商时期青铜发展历程：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商代早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经测定：含铜量在67.01～91.99%之间，含锡量在3.48～13.64%之间，含铅量在0.1～24.76%之间，成分不甚稳定。但含铅量较高，使铜液保持良好的流动性能，与商代早期青铜器器壁很薄的工艺要求是相适合的。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现的器类有方彝、觯、觥等。方形器大为发展，几乎所有的酒器都为方形。纹饰方面，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主体花纹和地纹明显区分，地纹常为细雷纹，与主体花纹构成强烈对比。主体花纹多采用浮雕手法，风格有浑圆、峻锐两种。铭文多为一二字，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器形方面，鼎的变化较大，除通常样式外还出现了分档鼎。方鼎都是槽形长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为无耳，腹变浅，最大腹径上移。觚的造型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十字架镂孔退化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体爵大减，圆体爵盛行。斝的变化是斝板上始见兽头装饰。三足明显增高。戈出现了带胡带穿。
　　2、商代晚期后段：器类方面，无肩尊和扁体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见马衔等车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类。这一期纹饰最为发达，艺术装饰水平达到高峰，以动物和神怪为主体的兽面纹空前发展。纹饰不仅仅施在器身，有些视线不及的底部也装饰花纹。花纹总体风格森严庄重。这一期出现了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但最多不过三四十字。铭文铸工精细，内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赏赐、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现了蹄形足；圆鼎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最大变化是双耳簋急剧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为细长身喇叭口。爵的变化不大，仍为圆体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后移。斝仍见兽头装饰，继续流行袋足斝，但体较低而宽，柱饰粗壮。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三、殷商时期著名青铜器：
鸮尊



商代后期。尊为古代盛酒器。铜尊，最早见于商代。鸮，俗称猫头鹰。在古代，鸮是人们最喜爱和崇拜的神鸟。鸮的形象是古代艺术品经常采用的原形。商代的王器、石器、陶器、青铜器中，都有精美的鸮形。此鸮尊即是商代鸟兽形青铜器中的精品。
鸮尊一九七六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原器为一对两只，铸于商代后期。原器通高四十五点九厘米，外形从整体上看，为一昂首挺胸的猫头鹰。通体饰以纹饰，富丽精细。喙、胸部纹饰为蝉纹；鸮颈两侧为夔纹；翅两边各饰以蛇纹；尾上部有一展翅欲飞的鸮鸟，整个尊是平面的立体的完美结合。尊口内侧有铭文“妇好”二字。
“妇好”应是商王武丁之妻。据殷墟甲骨文记载，妇好是一位能干、有魄力的女子。生前，她曾参与国家大事，主持祭祀，还带兵征伐过羌、土方等国家，颇具传奇色彩。原物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家的农地中出土，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

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偏早青铜器。属于礼器，祭祀用品。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四羊方尊造型雄奇，匠心独运。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上饰四条高浮雕式盘龙，羊前身饰长冠鸟纹，圈足饰夔龙纹。方尊边角及各面中心线，均置耸起的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出土器物的湖南洞庭湖周围地区在商代是三苗活动区，在此地发现造型与中原近似的铜尊，表明商文化的影响已远及长江以南的地区。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龙虎尊

商器。原器一九五七年出土于安徽阜南县。器高五十点五厘米，口径四十四点九厘米，重约二十公斤，是一件具有喇叭形口沿，宽折肩、深腹、圈足，体形较高大的盛酒器。龙虎尊的肩部饰以三条蜿蜒向前的龙，龙头突出肩外。腹部纹饰为一个虎头两个虎身，虎口之下有一人形，人头衔于虎口之中。虎身下方以扉棱为界，饰两夔龙相对组成的兽面。圈足上部有弦纹，并开有十字形镂孔。龙虎尊纹饰的主题是"虎口衔人"。关于这一主题，有人认为：在这里，"人"应是那些奴隶，"虎口衔人"反映奴隶社会的残酷、恐怖。对于这种传统的解释，另外一些考古学家则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应该是在表现一种巫术主题。青铜器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礼器，这样的纹饰应是巫师作法的情景纪实。张开的虎口在古代是分割生死两界的象征，虎口下的人很可能就是巫师，巫师在祭祀中通过老虎的帮助而表现出一种能够通天地、感鬼神的能力。"虎口衔人"这一图案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还不能做出精确的解释，但在当时一定是和某种神话和宗教信仰相联系的，在祭祀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尊是商代青铜器中与四羊方尊齐名的珍品。

古蜀人立像


1986年夏，在四川省成都市广汉县三星堆村发现了三千年前蜀人的祭祀坑两座，两坑出土青铜、金、玉、石、象牙各种祭祀用器七百余件，其中最具特色的是青铜头像、面具和金面罩、金杖等，同期出土的青铜人立像，体形庞大，在我国田野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发现，引起了国内外的巨大轰动。
这尊青铜人像站立在一方形基座上，头戴高冠，长发韬于冠内，粗眉大眼，直鼻阔嘴，方颐大耳，神情肃穆、专注，似乎正在主持某种隆重威严的活动。右臂上举齐额，左臂曲于胸前，呈上下相对持物姿势。双手握成环状，由于所持物遗失，内部中空，手部硕大，极端夸张。雕像身躯细长，着窄袖紧身长袍，领口部呈V形、无领，颈部显得特别细长。长袍前襟在左腋下开启扣合，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服装的重要特征，称左衽，和中原地区华夏族的右衽相异。袍前裾过膝，后裾呈燕尾状。裸露的脚踝各戴一表面饰方格纹的脚镯，赤足立于台座上。长袍上满饰精美复杂的纹样：前襟左侧饰两组龙纹，右侧为云雷纹，下部为变形饕餮纹，最下方还有两组并列的倒三角纹。底座高约九十厘米，分三层。上层是正方形平台，中层为倒置的四兽面纹，兽角上卷，下层为内空的素面梯形平台，底部残损。经考古学家研究，广汉三星堆周围可能是古蜀国的一个重要都邑，此处出土的文物是某次祭祀活动后的遗物，此尊青铜像姿态特别，且衣着华美，应该象征主持祭祀卜筮的巫师之长。在上古时代，国王往往身兼巫师长之职，所以，这尊雕像也许就是某代蜀王的形象。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而如今它静默无语的展示在人们面前，向人们诉说着当时文化情境，也观望着悠悠的历史长河，展现出它越发在岁月中沉淀绽放而出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