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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刻本的特点与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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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刻书概述
   明代是我国雕版印刷业的繁盛时期,印刷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发明了饾版、拱花,套印本和插图本大量出现;印刷专用字体形成并广泛使用;除雕版外,活字印刷也得到了应用,木活字本、铜活字本也成为明本的一个特色;印刷地域、规模、品种都有较大的突破;线装取代了包背装,成为古籍的主要装订形式。明本书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技术、刻书范围、民间书坊数量上等都远胜于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
   明刻本依然分官刻、家刻、坊刻几种。官刻本中有内府本(包括经厂本)、国子监本以及其他中央机构和地方官刻的书帕本,还有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藩府本。内府本即皇家刻本,现存南京内府刻本尚有《元史》《大明律》《大诰》及续编、三编,等等。迁都北京后内府刻书由宦官掌握,即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书多为《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纸墨考究、书品宽大,但校勘不精,错讹较多。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以南京国子监刻书多且好。南京国子监接受了元集庆路儒学和元西湖书院所存的书版,印书约二百七十余种;北京国子监刻印不到百种,以经史为主,著名的有《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等。因而有“南监本”和“北监本”之称。明皇子皇孙受封建藩的有许多人,据统计有四十多藩府。他们喜好刻书,刻了约五百种书。藩刻本校勘精审、纸墨讲究、刻印精良。家刻、坊刻分布极广,除江浙一带和建阳仍书业发达外,北京、徽州、苏州、湖州、南京等地也兴盛起来。家刻有郑氏兄弟刻业师宋濂的《宋学士文粹》,由同门刘刚、林静、方孝儒手书上版,字体精雅、版刻讲究;苏州陆元大翻刻宋本《花间集》;袁褧的嘉趣堂刻书也很多,传世的有《世说新语》《六臣注文选》,吴县黄氏兄弟刻的《论语》《山海经》《水经注》等;顾春世德堂刻的《六子全书》,洪梗清平山堂刻的《清平山堂话本》等。后期大藏书家毛晋,其家刻书品种之多超过任何一家坊刻,甚至超过北监,因毛晋的藏书处叫汲古阁,其刻本被后人称为汲古阁本,最著名的为《十三经注疏》《十七史》。坊刻则大量的戏曲小说、医书等通俗读物,北京岳家的《大字魁本全像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上图下文,建阳熊大木的《全汉志传大宋中兴英烈传》、余文台双峰堂刻的《新刊京本编辑二十四帝通俗演义西汉志传》,南京富春堂《编刻演剧十本》、文林阁也刻了《还魂记》《荆钗记》《绣襦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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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刻本的特点与鉴别


明代各时期刻书略有不同,前期黑口白绵纸,中期白口仿宋字,后期白口长字避讳。
字体
明初本受元代刻书的影响,都是赵体字,秀逸妩媚。建本同元建本,较瘦且圆劲的颜体字,往后则圆劲渐消失,变生硬,如慎独斋等刻本。嘉靖前后仿南宋浙本,用欧体字,但又不同,方板整齐,开始趋向规范化;到隆庆时字更加方板整齐,还用古体字,即把小篆揩写,如许宗鲁刻的《吕氏春秋》《韵补》。建本的颜体字基本消失,变成点划生硬、撇捺较长的字体。到万历时字体更加方板,横平竖直,被称为“方体字”,印刷用的宋体字这时基本定型。天启时又出现了一种新方体字,变得更长了,称为长宋体。万历时还出现了一种写刻本,所谓写刻是区别于印刷专用的方体字,用赵体字,但不像明初本那么丰腴刚健,而是瘦削流丽。著名的如陈仁锡在苏州刻的《石田先生集》《陈白杨集》。汲古阁本中少数在天启时用长方体字,如《浣花集》;有些用万历时的方体字,如《三唐人集》;绝大多数把方体字压扁,横细竖极粗,如《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文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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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
明初本由白口、细黑口发展为大黑口,仍是双黑鱼尾,上鱼尾上方刻书名、卷次,下鱼尾上或下刻页次,左右双边或四周双边。嘉靖前后一律白口,单鱼尾,多左右双边。个别也有鱼尾上方刻书名的,如《文苑英华》《纪效新书》等。后期版心上方一律白口、单鱼尾,鱼尾上方刻书名,下方刻卷次,版心下方一般白口,少数是细黑口,有时在白口处刻上刻书者斋名号。多左右双边或四周双边。明代书册已由蝴蝶装变为包背装,因此没有书耳。建本有时在正文小题上端加鱼尾以突出。有些小说戏曲用两截版或三节版,上两截刻评语或插图。汲古阁本在版心下方标有“绿君亭”,后期则标“汲古阁”,有的在每卷首尾页版心中央刻有“汲古阁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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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
明初本绝大多数用白绵纸,差的用黄绵纸,少用竹纸,用竹纸的多为后印本。嘉靖前后一般都用白绵纸,少用黄绵纸,用竹纸的多为后印本。万历以后多用竹纸,纸脆易破,色黄,有帘纹,绵纸就少见了。建本可能因地域原因,一概用竹纸。汲古阁本多用毛边纸、毛太纸,少数初印本用开化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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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
   明前期刻本不避讳,到崇祯时才避讳。嘉靖前后不避明讳,但仿南宋浙本,有时宋讳字照原样缺笔。后期避讳稍严,但避明帝讳的刻本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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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跋题识
明中期以前建本少见刻书序跋题识,多有牌记。嘉靖前后,有的在版心下方刻有牌记。万历以后牌记几乎不用,出现了内封面,一般分三行,中间一行大字刻书名,右边一行顶格刻纂著者,左边一行下方刻某某堂藏版一类词。汲古阁本常附有毛晋跋语,较易识认。
明中期刻本有些有刻工姓名,如苏州刻的一些书。
明初经厂本都加圈断句,初印本往往在每册首页上端钤印朱文“广运之宝”大方印。
明代从万历以后开始在书上刻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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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代刻书概述
   清代刻书从入关北京称帝的顺治朝开始,其印书业的兴盛和普及,无论数量和规模都是前代无法比的。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今天所能见到的刻本,绝大多数是清刻本。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校勘,出现了大批校勘精审,刻印典雅的刻本。
中央官刻主要为内府刻本,早期仍由宦官主持,现存多为顺治御撰,有《御注道德经》、《御制劝善要言》等十六种。康熙中,武英殿成为修书刻书处,后人把康熙及以后的内府刻本称为“武英殿本”或“殿本”。据陶湘《殿版书目》载,约有五百种之多。殿本以校勘精审、用料讲究、版式疏朗、刻印精良著称,堪与宋刻本媲美。所刻《御定佩文韵府》《明史》、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十三经注疏》等书,向被列为清刻善本。地方官刻以曹寅的扬州诗局最著名,还代内府刻书。无论缮写校勘、雕版刷印、纸墨装订均很讲究。如《全唐诗》《历代诗余》等。到同治时各省相继设立官书局,刻印了大量书籍,以经史子集为主,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最著名的是五局合刻的《二十四史》、浙江书局的《二十二子》。
清代家刻以文人学者和藏书家为主,或刻印前贤诗文、或刻印自己的著述,多由名家手写上版,即所谓“写刻”,成为清刻本中的精品;或以家藏善本校勘、集辑的丛刻、辑刻或影摹付印的旧版书。据统计,家刻本约有两千种之多。著名的如著名的林佶写刻《尧峰文抄》《午亭文编》《古夫于亭稿》《渔洋精华录》,顾嗣立秀野草堂刻的《韩昌黎先生诗集》,王岐手写顾氏碧筠草堂刻的《笠泽丛书》,般若庵刻的《冬心先生集》,歙县程哲七略书堂写刻的《带经堂集》,郑燮自己手写上版的《板桥集》,松江沈氏古倪园刻的《四妇人集》,许梿古韵阁《六朝文絜》。常熟张海鹏刻的《学津讨源》《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抄》及《太平御览》等;吴县黄丕烈一生读书、藏书、校书、刻书,有《国语》《国策》《宣和遗事》《舆地广记》《三经音义》《博物志》等;歙县鲍廷博刻印的《知不足斋丛书》以精善著称。
坊刻占清刻本的绝大多数。书坊分布极广,刻印书籍行销全国各地。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一带就集中了一百多家书坊,刻印经史、戏曲小说、医书及民间日常用书,还有满汉对照的刻本。江浙、福建、安徽、广州等地也有一定的书坊,仅苏州就有五十多家,最著名的是从明代就开始刻书的扫叶山房,名刻本有《贞观政要》《东观汉记》《东都事略》《吴越备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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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刻本的特点与鉴别
字体
   清刻本通常多用方体字。清初字体仍有明末风味,以万历传下来的方体字为主,刻印较精的如龚贤刻《中晚唐诗纪》、季振宜刻钱注《杜工部集》、陆钟辉刻《南宋群贤诗选》等;也有天启时创制的长方体字,如顾炎武刻自撰初稿八卷本《日知录》、赵时揖刻《贯华堂评选杜诗》等;还有汲古阁创制的扁方体字,如毛奇龄刻自撰《毛翰林集》、高士奇刻自撰《江村消夏录》、屈大均刻自撰《广东新语》等。康熙以后流行两种字体,一是硬体字,也就是仿宋体,在清刻本中较为普遍。横细竖粗,撇长而精,捺肥而拙,右折横也肥粗。道光以前的还较秀丽好看,以后则变得扁而呆板。另一种是“软体”,也叫“写体字”。其中有些点划方劲,接近南宋浙本和明嘉靖本,如徐乾学代纳兰成德刻的《通志堂经解》、苏州张士俊刻《泽存堂五种》、金农在扬州刻自撰《冬心先生集》等,有些点划软美像小楷,在写刻中用得最多,如扬州诗局刻《全唐诗》、《楝亭五种》、朱彝尊刻自撰《曝书亭集》、蒋骥刻自撰《山带阁注楚辞》、年羹尧刻《唐陆宣公集》、林佶四写等。中期多数用方体字,如阮元刻的《十三经注疏》、常熟张海鹏刻的《太平御览》、毕沅的《经训堂丛书》、钱熙祚的《守山阁丛书》、卢文弨的《抱经堂丛书》等。同时出现仿宋本,仿照宋元旧版行款、字体,如徐氏仿南宋大字建本的《庾开府哀江南赋注》、王延喆仿南宋建阳黄善夫本《史记》、黄丕烈仿胡刻宋本《文选》元本《通鉴》等。后期仍以方体字为主,金陵、崇文两书局用仿汲古阁肥扁的方体字,其他书局用通行的方体字。坊刻的章回小说也用方体字,比明后期建本小说的字体还拙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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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
清代印书用纸品种繁多,竹纸最为普遍。前期方体字本一般用厚一点的毛边纸或薄一点的毛太纸,以毛太纸为多,早一点的也用明末常用的较差的竹纸,还有一种白色的连史纸。殿版中讲究些的用开化纸或开化榜纸,一般的用毛边纸或毛太纸,很少用连史纸。中期开化纸、开化榜纸逐渐少起来,一般以连史纸、毛太纸为多,讲究的仍用开化纸或开化榜纸,也有些用较薄的皮纸。后期局本一般好的用连史纸,差些的用赛连纸或官堆纸,讲究的初印本用宣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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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
   清代版式非常多样,行款也不固定,同一人所刻的几种书可以有的黑口有的白口,有的单鱼尾有的双鱼尾,有的书名在鱼尾上方有的在下方,没有规律。一般清刻本多白口、少黑口,多左右双边,也有单边或四周双边的。官刻本尤其是殿本书品较大、开阔疏朗,坊刻则书品较小、行格满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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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
   清初没有避讳,康熙以后汉文化深入普及,加上文字狱迭兴,开始避讳并显得严格起来。清代避讳中改字缺笔都有,如康熙帝“玄烨”两字缺末笔,雍正帝“胤祯”的“胤”或缺末笔或改为“允”,“祯”改为“正”等。官刻严些,家刻、坊刻还有应避讳而未避的情况。鉴别时应看全书整体避哪些字,再结合其他条件,不能轻易以某一点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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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跋题识
清刻本仍有牌记,亦多有刻书序跋。清刻本还多有内封面,正面题书名、卷数,中间一行是书名,右行为编著者,左行为刻家或藏版者。背面题刊刻者、地址或刻版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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