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窑的挂烧问题

关于定窑的挂烧问题关于定窑的挂烧，李辉柄、毕南海二先生《论定窑烧瓷工艺的发展与历史分期》《考古》1987年12期1119页上叫做支圈仰烧法，其内对此挂烧方法如是描述：“这种方法是在筒状匣钵内，先置一个高体支圈，上面放一个碗坯，其上再置一个支圈和一个碗坯，一直迭到适当的高度位置。这样就充分利用了窑位空间，提高了产量（照片1）。采用这种方法烧制的碗，在造型上的特征是碗口沿部位甚外撇，以便放置在支圈上，碗的重量又落在碗口部位，所以胎骨也稍厚。圈足较小，整个器体重量不大，而且为了避免与支圈粘连，碗口外沿留有较宽的无釉边。”关于其在定窑窑具发展中的位置，两位先生认为“三岔形支钉垫烧—筒状匣钵正烧—漏斗形匣钵正烧—支圈仰烧—支圈覆烧迭置—叠烧”，处于漏斗形匣钵向支圈覆烧迭置发的中间过渡期。关于其年代，两位先生将其归入其四段分期中的第三期中的北宋后期，认为“这种方法虽然能达到多装的目的，但由于全器的重量均落在碗口沿上，在烧制过程中容易往下塌陷，造成废品。窑工们总结了这一经验，把碗坯翻过来，既不易塌陷，又不易变形，这就是支圈覆烧的开始。所以时间不长，支圈仰烧法就被支圈覆烧法所取代。”

当年两位先生对定窑窑具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其两次调查的基础上，对定窑烧瓷工艺的发展做出了比较客观的判断。但关于定窑的挂烧问题，一直以来，专家们的意见不一，认为挂烧不可能的，拿不出证据来，认为有挂烧的，亦没有让人足以信服的证据（照片2，仅在两位先生的文章中有一件采集的支圈与撇口碗相粘连的标本，且因当年的相机不很好，看不清标本的全貌）。通过2009年的定窑遗址的发掘，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现了较多的挂烧器物的标本，通过我个人对多件挂烧器物的反复观察，个人对挂烧的意见是：挂烧瓷器问题不存在，挂烧其实亦为覆烧，仅为同一匣钵内覆烧器物组中一两件因特殊原因或特殊要求而形成的少量产品。目前证据如下。
1、通过对目前工地内出土的挂烧标本的反复观摩可知，所有的挂烧标本除了器物口沿外下部有刮釉外，均为芒口，即除了口沿外侧刮釉，口沿唇部，及唇内侧亦无釉，如果挂烧的话，口沿部位没有芒口的必要（照片3、4）。

2、挂烧中，如器物口沿部位承重，则口沿必须有一定的承重力，即胎骨得稍厚，同时器物胎体太厚则重量更大，口沿部位又难以承重，则如果挂烧成立，则用挂烧法烧制的碗应该器形与胎体比较相似，才能达到口沿可以承重、胎体厚重适当的标准。但目前工地出土的挂烧器胎体厚薄相差比较大，其中薄胎碗较多，较薄的口沿根本不足以承受其器身，亦有厚胎的卧足盘，胎体厚重（照片5、6）。

3、如挂烧，口沿部分必须得外侈较多才能挂住支圈及承重器身，但此次发现的一件白釉碗，口沿仅微侈（照片7、8），在1380度左右的高温中，此微侈的口沿难以承受其整个器身重量。

4、关于挂烧器的年代，两位先生认为挂烧其为漏斗形匣钵后而支圈覆烧法前，而我们此次在北宋中后期至金代的地层中，即自定窑覆烧瓷器开始后的地层中，均有挂烧器物的标本，即挂烧器并非在支圈覆烧法开始后就消失，而是与覆烧法同时存在于北宋中后期至金代。
5、因目前09年定窑发掘资料尚未完全进入资料整理阶段，所有的挂烧标本未完全整理出来，但目前已发现两件挂烧标本与覆烧的芒口碗粘连的标本（照片9、10），故可以确定，至少有一部分所谓的挂烧碗是与覆烧器物同时烧制，且本身亦为覆烧器。

6、定窑遗址1985—1987年及此次的发掘均涵盖了定窑遗址烧瓷的各个时期，自三叉形支钉至支圈覆烧阶段，均未出土能支持挂烧法的标本。
   7、此次定窑遗址发掘出土一件挂烧碗，内心粘连一件圆形圈足朝上似为垫饼状器物的特殊粘连标本（照片11、12），或许可以对定窑挂烧器的装烧方法给出一些思考。

再次严重声明，以上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定窑考古队的官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