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茶文化与唐宋茶具

古代茶文化与唐宋茶具               
                                                                                                                                                            关于茶何时成为人类的饮料，有一些动人的传说，例如，日本传说：达摩面壁九年图破壁，一次却在沉思中睡着了，醒来后十分悔恨，于是割下自己的眼睑，丢到地上。后来，眼睑在地上生根发芽长成茶树，将其嫩叶和幼芽浸泡热水之中，饮后便可解除睡意。中国的传说，茶叶是神农尝百草尝出来的。

最早提到茶的历史文献是公元前350年的中国古代辞书《尔雅》，书中记述了茶的栽培。西汉时，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扬雄的《方言》、王褒的《僮约》都有关于茶的记载。

在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影响最大最早的的古籍当属唐代陆羽所著的《茶经》。

在这部论茶的专著中，在讲到茶的名称及其起源时，陆羽写道；“杨执戟云：‘蜀西南人谓茶曰设’”；在将讲到茶的包装时，陆羽说：“峡中以一百二十斤为上穿”即四川一带把上穿定为120斤；在饮茶的起源时，特别提到了四川的两大历史文化名人杨雄和司马相如，他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汉有杨雄、司马相如……皆饮焉。”；在评价四川的茶叶质量时，陆羽说；“剑南以彭州上，绵州、蜀州次，邛州次，汉州又下”。

这些历史文献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告诉世人：茶文化起源于中国，四川是发源地之一。

茶的栽培技术大约是六世纪末传到日本，十七世纪早期传到欧洲，而后逐渐传到印度、锡兰、爪哇等世界各地。现在，世界上大约有一半的人喝茶。茶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流行饮料。

古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四川盆地，其周围的山区，丘陵连绵起伏，山间云雾缭绕，土壤肥沃，雨露滋润，极其适宜茶树的生长，因此，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产茶地区。饮茶文化在整个四川地区、乃至祖国的西南地区都十分兴盛。早在西汉四川的茶叶生产就已有相当规模，“邛州贡茶”，奉献朝廷；“造茶成饼”远销西南诸省及康藏地区，成为藏族地区茶叶的主要供应地，由此有了悠远的茶马古道的故事。

据《唐书》载：‘太和七年，罢吴蜀冬贡茶。太和九年，王涯献茶，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税自涯始”。《新唐书地理志》还将临邛列为产茶十七州之一。宋代的《元丰九城志》具体记载：“邛崃火井茶场，邛州贡茶、造茶成饼……”，清人陆廷灿在其所著《续茶经》中说；“兵察厅主掌院中茶，其茶必市蜀之佳者，贮于陶器，以防暑湿”，由此可见唐宋时期四川茶叶质量之优良、生产之兴旺！

川茶历来是供奉朝廷的“贡茶，是官府税收的重要来源。

任何产品的生产都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消费的兴旺而扩大的，茶叶生产也是如此，而历史上的四川，长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持续高度发展，则是蜀人饮茶文化极为发达的基本原因。

司马迁说，“汉之兴自蜀汉”；诸葛亮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整个汉代，川西经济文化发展迅速，是全国最发达的地区，是全国商业最繁荣的“五都”之一。

据公元2年（西汉平帝元始二年）的统计，成都有人口35 万，仅次于首都长安。

唐宋盛世六百年，四川、成都仍然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几乎是史学界的共识。

唐朝长达289年，什么安史之乱、裘甫起义、庞勋起义、黄巢起义等社会大动荡均对四川无甚影响，唐中后期，虽然出现过一些战乱，但也是局部的、短时间的，连唐朝皇帝都两次“幸蜀“避难。

那时的四川，政权稳定、社会安定，物产丰盛、人丁兴旺、商贸发达、富甲天下。对唐而言，有“扬一益二”之说，唐人卢求在《成都记序》中又说：“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之多，使百工之富，扬又不足以侔其半”，《新唐书》卷一0七《陈子昂传》评述蜀中“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由此可见成都经济地区文化之繁荣。

五代十国是唐宋两代的过渡时期，这段时间，天下大乱，国土分裂，战争频繁，而西蜀境内却几乎没有什么战乱发生，前蜀王建、后蜀孟昶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保境安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社会经济文化继续发展，从而，获“天府之国”美称，得“国富家肥”之赞誉。

到了宋代，除王小波、李顺起义曾在两、三年的短暂时间里，给四川社会带来动荡，对经济有所破坏以外，绝大部分时间，四川地区经济文化仍然持续长足发展，素来繁华的成都，已成为西南的大都会，“万井云错，百货川委”，“奇物异产，瑰琦错落”，呈现出城市繁荣、商业发达的盛况。

在上述政通人和，经贸发达，民众生活富庶，消费旺盛讲究的时代背景下，茶文化的普及发展是理所当然的。

据史料记载，东晋初年，在成都就有了茶宴。西晋时张载在去成都探望担任蜀郡太守的父亲张牧时，参加了一次白菟楼上举行的茶宴，宴会后，他写下了《登成都白菟楼》一诗，诗中就提到了芳茶和其它饮料。由此可见，从那时起，饮茶习俗已风靡四川社会各个阶层，并相当讲究。

饮茶自然离不开茶器（茶具）。茶器在最初称为茶具。如王褒《僮约》中的“烹茶尽具”，指烹茶前要将各种茶具洗净备用。到晋代以后则称茶器。到唐代，陆羽《茶经》中采制所用的工具称为茶具，把烧水泡茶的器具称茶器，以区别其用途。宋代又合二为一，把茶具、茶器合称为茶具。

一般来说，狭义的茶具，主要指茶杯、茶碗、茶壶、茶盏、茶碟、托盘等饮茶用具。广义来说，是指与饮茶有关的所有器具。唐宋时期，适宜茶文化发展的需要，四川各窑场生产了大量的茶具：有各式各样的“缶复”（注：单音节词FU，煮茶器）茶罐、茶壶、茶碗、茶盏、茶杯、茶托、茶瓢和粉碎茶叶的杵、臼、碾磨器等。

在唐代，人们先将饼茶烤至红色，再将其烤至焦化，然后，将烤好的饼茶捣碎，放入瓷器“缶复”中，倒入开水与葱、姜、橘皮拌和后饮用。到了宋代，方法就更为考究，先将饼茶烤干，烤到水气完全蒸发为止，烤完趁热贮入纸袋，避免香气散失，冷却后碾成细米状的茶末待用。因此，在唐宋时期，粉碎饼茶的杵、臼、碾子和研磨器是不可或缺的。邛窑生产的杵既有圆锥形的，也有方柱形的，杵面都很圆滑。臼有三种样式，一种是：罐形、敛口、鼓腹、外突饼足；一种是：敞口、平折沿、弧腹、平底；还有一种是：敞口、圆唇、上腹微鼓、下腹内收、近底外突、平底。杵和臼均施釉彩。

邛窑生产的研磨器有碗形的，有钵形的，最具特色的是鱼形的。我看见过一件鱼形彩绘研磨器，鱼嘴大张，眼珠外突，身体肥胖，全身用赭、黄、绿三色装饰，形象凶猛，似乎是在向人们表示：无论什么东西，都能被它弄得粉碎。

茶汤制好后，需用茶罐或茶壶盛放。一般地来说，茶罐与酒罐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有一些区别，主要的区别是茶罐的口部比酒罐的口部要大；酒罐的口部比茶罐口部更便于密封；酒罐大小不一，大的六耳酒罐可盛数十斤酒，而茶罐的普遍较小，规格差不多，稍大的有四耳，便于提携。

唐宋时期陶瓷执壶叫注子,此时的执壶既可装酒也可盛茶，没有严格的区分。茶壶一般是鼓腹、细颈、口部配有带孔壶盖（此前以碗代盖）、单柄（即把手）、流嘴长短不等，晚唐以后，流嘴成“长流”，再后成抛物线状，以便于控制注水流量。唐代茶壶对多以莲花纹样装饰，到了宋代，则普遍发展成瓜棱形。

其实最初的茶具和其它日常餐饮器具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随着饮茶习俗的形成和兴盛，特别是皇家贵族、达官贵人和文人学士把自身的审美情趣和修身养性的理念融和进饮茶习俗之中，茶具便逐渐从日常餐饮器具中分离出来，实现了茶具的专门化，而盏托就是茶具专门化的最早代表。


关于盏托的起源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
唐代李匡乂《资暇录》卷下《茶托子》载：“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查盅无衬，病其熨指，取楪子承之。既啜而盅倾，乃以腊环楪夹其中，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腊，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为便，用于代。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

据此，人们普遍认为，茶托产生于唐代的成都。

但考古学界有人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以汉代宴会图画像砖为据，认为“盏托至少在东汉以前已经出现”。然而，画像砖在四川出土颇多，其中有宴会图画面的不少，画面当然是以四川特别是成都地区的社会生活习俗为背景和素材的，是汉代成都地区居民生活情况的真实写照。

以上材料，只能说明在茶托产生的时间上，史学界有不同观点，但却都能证明茶托是最早在四川出现的，而陶瓷茶托极可能是邛窑最早烧制出来的。

四川生产的茶托有两种大的类型：一种是不带茶碗的托盘；一种是带茶碗的托盘。

每个类型的茶托又有若干不同的样式：腹身有葵花瓣形的，有莲花瓣形的，有正圆形的，有椭圆形的；器底有玉璧形的，有圆圈的，有喇叭形的；有的无釉，有的有釉，釉色也很丰富。

唐宋时期四川各个瓷窑生产的众多茶托是现今四川各地普遍存在的盖碗茶的前身，是中国茶文化和陶瓷文化有机结合光辉典范。

由于历史上，北宋皇帝青睐福建建窑黑釉兔毫盏和斗茶，使建窑黑釉兔毫盏以及其它瓷器品种享誉海内外。这首功源于蔡襄的推崇。

蔡襄（1012－1067）曾任福建转运使。庆历八年（1048年）二月“巡部至建州，入北苑，造小团龙茶入贡”。皇佑三年（1051年）“十一月，撰《茶录》二篇上进”，闻名于当世。

身为福建转运使的蔡襄不满意陆羽在《茶经》中所记之茶，认为陆羽所言茶品皆“不第建安之品”，特地向皇帝推荐建安产北苑贡茶。蔡襄在《茶录》书中写到：“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这里，蔡襄不仅否定了其它地方的茶品，而且，也否定了其他地方生产的茶具。

天下茶盏皆不宜，唯有建阳盏最好。蔡襄当时为官一方，作为父母官——他的确为发展当地的茶文化产业做出了贡献。必须肯定：《茶录》是继陆羽《茶经》之后最有影响的论茶专著茶盏。无疑，正是蔡襄的努力特别是《茶录》的问世，使得从宋英宗赵曙到宋徽宗赵佶的北宋皇帝都十分青睐“北苑贡茶”和'黑釉兔毫盏'等建安贡品，并推动了北宋斗茶之风的兴起。宋微宗在《大观茶论》中写道：“盏色贵有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这注定了“青黑”釉兔毫达“玉毫条”标准的茶盏的标竿地位。也就是说建阳生产的这类的茶盏是最好的最适宜斗茶的茶盏。但是，从整个茶文化发展的历史和更多的历史资料来看，也不等于说，其它地方生产的茶叶、茶品和茶盏都不及建安贡品。不过可以肯定：最适合斗茶的茶盏是青黑釉兔毫盏。其时，在四川，地处乐山的西坝窑、广元窑和重庆的涂山窑也生产了黒釉或酱釉的兔毫盏。

南宋知名学者 程大昌在《演繁录》卷11中谈到南宋中后期皇室和民间的茶道习俗时说：“御前赐茶，皆不用建盏，用大汤氅，色正白”，“禁中大庆贺，则用大镀金氅，以五色韵果簇酊龙凤，谓之‘绣茶’，不过悦目”(引自《格致镜》卷51)。这则史料表明：南宋中后期，点茶之雅趣已让位于“绣茶”的风俗。“绣茶”抛弃了蔡襄、徽宗当年极力推崇的注重观赏茶汤的颜色、形态的审美理念，而既注重于观赏茶汤的颜色、形态，又讲究品尝各种茶品的味道。南宋皇室和民间一般庶民喝茶时，特别考究在茶汤中按比例添加各种佐料(果脯、芝麻、花生、果仁、姜盐等)。

所谓'绣茶'的艺术最初是宫廷内的秘玩。据南宋词人、文学家周密在《武林旧事·卷二——进茶》中记载：'禁中大庆会，则用大镀金，以五色韵果簇龙凤，谓之绣茶，不过悦目。亦有专其工者，外人罕见'。其实，与点茶之风是由北宋皇帝兴起、推动一样，在南宋皇室的鼓动下，绣茶之风也很快在民间兴起了。

大约生活在公元一二七零年前后的钱塘人吴自牧在宋亡后作《梦粱录》二十卷回忆、追记了钱塘盛况。他在《梦粱录》卷16中详细地记录了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民间茶道的兴盛的情景：临安城的茶肆的装饰、格调与北宋汴京城中的茶酒肆同出一辙，一脉相承，茶肆里悬挂着名人书画、花架上陈列着四季鲜花。茶肆一年四季“卖奇茶异汤，冬月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到了晚上，流动的车铺，穿梭街巷以满足游客的饮茶之需。当时的临安城，茶饮买卖昼夜不绝，即使是隆冬大雪，三更之后也还有人来提瓶卖茶。文中所说“卖奇茶异汤，冬月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就不是“点茶“而是“绣茶”兼带“分茶”了。

绣茶与分茶碗往往连在一起。所谓“分茶”亦称“茶百戏”、“汤戏”。善于分茶之人，常常利用茶碗本身的颜色和纹饰以及茶汤的水脉动态，创造出许多善于变化的书画来，从这些碗中图案里，观赏者和创作者能得到许多美的享受。这当然就需要有漂亮纹饰和窑变色调的茶碗。毫无疑问，四川乐山西坝窑生产的适应南宋中后期民间茶文化演变需要的这类茶碗是十分丰富多彩的。

此一时，比一时。当斗茶习俗让位于绣茶习俗时，兔毫盏的地位便被“大汤氅”取代了。

考证的结果是：“大汤氅”这种茶具一般比“兔毫”盏要大要深，器型不再是斗笠式，而是深腹式；碗中的纹饰已不再是“兔毫”形态，而是“氅”形的了。

所谓“氅”：在古代是指一种像鹤的水鸟的羽毛或鹙鸟的羽毛。南朝宋政权时期的小说家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说：“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这意味着“大鍍金”或“大汤氅”——这类茶具的纹饰主要是“像鹤的水鸟的羽毛或鹙鸟的羽毛”一样飘逸、艳丽。设想，一只装饰着绚烂多姿的水鸟羽毛的深腹碗的一半，不正像一件“鹤氅裘”吗？

唐宋时，人们把“饮茶”叫做“吃茶”。“吃茶”一词，在今天的的四川老茶客的语汇中，仍然是出现率很高的一个词，而在巴蜀各地茶馆、茶楼普遍存在的盖碗茶具，也与宋代漏斗蓑笠形小底茶盏和茶托等茶具极其相似，由此也可以看出唐宋茶文化的延续和影响力。